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和行政法制的不断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在逐步发展与改革。本文将从询问证人的角度出发，探讨新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变迁及其对司法实践的影响。通过对新旧法律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这些变化在诉讼程序中的实际意义和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作用。
旧《行政诉讼法》下的证人询问制度
根据1989年颁布的旧《行政诉讼法》，当时的证人询问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证人资格
旧法并未明确规定证人的具体范围，但在实践中，通常认为凡是了解案件事实的人都可以作为证人。
证人出庭作证
旧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但未明确提及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因此，在旧法下，证人是否出庭作证以及如何进行询问往往由法院决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
旧法第31条第1款规定：“证据包括：(一)书证；(二)物证；(三)视听资料；(四)证人证言；(五)当事人的陈述；(六)鉴定结论；(七)勘验笔录、现场笔录。以上证据经法庭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表明，证人证言与其他形式的证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新《行政诉讼法》下的证人询问制度
为了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和公正性，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4年修改了《行政诉讼法》，其中涉及证人询问制度的变动主要包括：
证人出庭作证义务
新法第38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但是，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这一条款明确了法院可以在特定情况下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同时限制了事后取证的范围。
证人保护措施
新法第54条规定：“
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
新法沿用了旧法关于证据种类的规定，但强调了证据的真实性原则，即只有经过法庭审查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意味着证人证言如果存在虚假或误导的可能性，其证据效力将受到质疑。
案例分析
以下是一个虚构的案例，用以说明新旧《行政诉讼法》中证人询问制度的变化可能如何在实际的行政诉讼中发挥作用：
张先生因不服某市交通管理局对其车辆超载罚款的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在旧法背景下，张先生的律师可能会申请证人（如目击者或其他知情人士）出庭作证，但由于旧法没有强制证人出庭的规定，证人是否会接受传唤到庭并不确定。而在新法环境下，张先生的律师可以请求法院发出传票给证人，使其有法定义务出庭作证，否则可能面临相应的法律后果。此外，在新法下，即使证人拒绝出庭，法院也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获取证词，例如通过书面质询或视频作证等方式。
综上所述，新旧《行政诉讼法》在证人询问制度上的差异反映了我国行政诉讼法制建设的发展方向，即更加注重程序正义和当事人权益的保护。通过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地位、加强证人保护机制和完善证据规则，新的行政诉讼法有助于提升审判质量和效率，确保司法公正。
